《金瓶梅》的物象与
晚明商人的物质世界
——兼论物象描写的语言风格
▲原刊于《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
摘要：形象是文学艺术的一大构成要素，物象是研究小说形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金瓶梅》中的金瓶界物象描写与小说三要素——人物、情节、商人环境——密切相关。质世首先，文学物象晚明小说通过一组物象群描写，研究将《水浒传》中已出现的金瓶界边缘人物西门庆重塑为主要人物，并赋予其以晚明商人的商人新特质。其次，质世物象描写参与白银崇拜、文学物象晚明物质消费、研究流通交换等情节的金瓶界建构。最后，商人私人空间中的质世物象描写展现了西门庆的审美实践。借助于物象描写与人物特质、情节走向、空间审美等要素的互动关联，《金瓶梅》呈现出以西门庆为代表的晚明新兴商人的物质世界，进而服务于具有普遍意义的反思性主题。
关键词：金瓶梅；物象；物质；商人；晚明
小说中的物象描写，往往被视为静态、琐碎、无关紧要的，而被排除在有关小说本体等重要议题的讨论范围之外。实际上，形象是文学艺术的一大要素，艺术形象是小说艺术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些小说中，物象充分参与小说人物塑造、情节建构与空间书写，与小说文体的三大构成要素密切相关。
三要素——人物、情节、环境——界定了小说这一叙事文体有别于其他文学体裁的特质，物象描写与三要素之间的互动关联也进一步证实了其作为辅助性构成要素的可能。本文尝试将物象描写纳入小说研究视野中，以《金瓶梅》中的物象描写与小说三要素之互动为切入点，探讨其于《金瓶梅》物质世界建构中所扮演的角色。“在小说文体诸要素之中，‘人物’无疑是最为关键的一个：小说‘情节’的展开必须依托人物，复杂的情节则需要众多彼此关联的人物联合演绎才能向前推进；小说‘语言’的体制和风格，也受制于人物的性别、身份、年龄、籍贯以及情感状态。”《金瓶梅》中的西门庆，便是这样一个关键性角色。这一人物脱胎于《水浒传》，原本只是一个边缘性角色，附属于有关武松的叙事段落，构成武松投奔梁山因果链条中的第一环。在情节和人物的挪用上，“虽然《金瓶梅词话》对《水浒传》的原文力求忠实，作者仍然时刻要求它们从属于自己的意图。\[……\]来自《水浒传》的人物有时重新加以构思。描写的技巧以及作家处理题材的手法都有重大差异”。西门庆便是《金瓶梅》作者首先要重塑的人物，其描写的技巧与《水浒传》有根本差异。《金瓶梅》书名乃撮合三个女性人物之名而成，“她们三人是书中的重要人物，却不是主要人物。主要人物还是西门庆”。为了摆脱《水浒传》“影响的焦虑”，使西门庆从边缘跃居中心，《金瓶梅》作者在这一人物的出场上下足了功夫。由于古代通俗小说文体受讲唱技艺的深远影响，因此中国古代小说家在塑造人物时，尤其是在重要人物初次亮相时，往往不惜辞费对人物服饰进行大段静态描写。在《水浒传》的江湖世界中，西门庆乃是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因此小说家甚至没给他一个正式的亮相，然而，《金瓶梅》（第二回）却不肯放过这样的机会，作者用重要人物亮相的传统手法——服饰描写——将这位新世界的主人公推到了聚光灯下：“妇人……看那人，也有二十五六年纪，生得十分博浪。头上戴着缨子帽儿，金玲珑簪儿，金井玉栏杆圈儿；长腰身穿绿罗褶儿；脚下细结底陈桥鞋儿，清水布袜儿，腿上勒着两扇玄色挑丝护膝儿；手里摇着洒金川扇儿，越显出张生般庞儿，潘安的貌儿。”诚如许多研究者所言，静态的服饰描写往往无关小说叙述，也很难引起读者的兴趣，但以上这一组物象群——缨子帽儿（瓦楞帽）、金玲珑簪儿、洒金川扇儿等——所构成的描写绝非等闲之笔，反之，它们将在后文激荡起层层涟漪。第八回西门庆生日，潘金莲为其祝寿，然则西门庆一进门，金莲便“一手向他头上把帽儿撮下来，望地下只一丢。慌的王婆地下拾起来，见一顶新缨子瓦楞帽儿，替他放在桌上……一面向他头上拔下一根簪儿，拏在手里观看，却是一点油金簪儿……却是孟玉楼带来的。妇人猜做那个唱的与他的，夺了放在袖子里不与他……妇人因见手中擎着一根红骨细洒金、金钉铰川扇儿，取过来迎亮处只一照，原来妇人久惯知风月中事，见扇儿多是牙咬的碎眼儿，就是那个妙人与他的扇子。不由分说，两把折了。”小说第二回至第七回基本照搬水浒故事，叙述两人情事。但是，第七回中，小说家让西门庆撇开潘金莲，迎娶孟玉楼。上引便是西门庆迎娶孟玉楼后，与潘金莲再续前缘的场景。第八回中出现的缨子瓦楞帽儿、金簪儿、洒金川扇这一组物象群，不再是静态描写，而被吸纳为叙述的成分，与第二回相互呼应、构成对话，激活了此前的物象描写，并参与塑造了西门庆这一人物形象的新特质。在第二回潘金莲与西门庆的邂逅中，也出现过这三种同名物象，然而仅隔数月，两人再会时却已“人是物非”：第八回这顶缨子帽儿是新婚备办之物，簪子是孟玉楼的定情信物，此二者明摆着西门庆新婚的事实；川扇上的牙痕，则泄露了西门庆寻欢作乐的一贯行径。这一组物象群所蕴含的微妙信息，借由潘金莲的观看被含蓄地传达出来，勾勒出西门庆的浮浪形象。西门庆本是个“破落户财主”，《水浒传》中他“从小也是一个奸诈的人”，而《金瓶梅》中，他成了“从小儿也是个好浮浪子弟”，“使得些好拳棒，又会赌博，双陆象棋，抹牌道字，无不通晓”。上文所引《金瓶梅》作者为西门庆“量身定制”的这副行头，可谓坐实了“财主”兼“子弟”的名头。在这一组物象群中，“洒金川扇”最能彰显西门庆的这一双重身份，可以令《金瓶梅》与《水浒传》中的西门庆“判若两人”。康熙年间评点家张竹坡对西门庆的扇子颇多留意，在第三回的回前评提及“文内写西门庆来，必拿洒金川扇儿”，并详细对比《金瓶梅》（绣像本）与《水浒传》中西门庆的差别：况且单写金莲于挑帘时，出一西门，亦如忽然来到以前不闻名姓之西门，则真与《水浒》之文何异？然而叙得武大、武二相会，即忙叙金莲，叙勾挑小叔，又即忙叙武大兄弟分手，又即忙叙帘子等事，作者心头固有一西门庆在内，不曾忘记，而读者眼底，不几半日冷落西门氏耶！朦胧双眼，疑帘外现身之西门，无异《水浒》中临时方出之西门也。今看他偏有三十分巧，三十分滑，三十分轻快，三十分讨便宜处，写一金扇出来，且即于叙卜志道时，写一金扇出来。夫虽于迎打虎那日，大酒楼上放下西门、伯爵、希大三人，止因有此金扇作幌伏线，而便不嫌半日纚纚洋洋写武大、写武二、写金莲如许文字后，于挑帘时一出西门，止用将金扇一晃，即作者不言，而本文亦不与《水浒》更改一事，乃看官眼底自知为《金瓶》内之西门，不是《水浒》之西门。张竹坡由一“金扇”而判断“《金瓶》内之西门，不是《水浒》之西门”，可谓体察入微、见微知著，道出了“金扇”之于《金瓶梅》作者重塑西门庆形象的画龙点睛之妙。如评点者所言，“作者心头固有一西门庆在内”，因此“金扇”一旦出现，便成为西门庆这一形象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小说中西门庆不仅走路时拿着金扇“摇摇摆摆”（第二、三回），骑马时也摇着金扇（第五十二回）。谋得一官半职之后，金扇也是西门庆手中须臾不离的一件要紧物事。在家晏居，扇不离手（第五十一回）；出门应酬，必备冠带金扇（第五十三回）。所谓“金扇”，即上文所论之“洒金川扇”。川扇，是明代中后期四川上贡宫廷的一种折扇。一把完整的折扇包含扇面、扇骨、扇头、扇钉、扇坠等部分，其精致讲究便也体现在这些方面。西门庆的这把“红骨细洒金、金钉铰川扇儿”，其中“红骨”为扇骨，“细洒金”写扇面，“金钉铰”指扇钉，是一把相当讲究的折扇。文震亨《长物志》卷七《器具》载，“折叠扇，古称聚头扇，由日本所贡”，后“川中蜀府制以进御，有金绞藤骨、面薄如轻绡者，最为贵重”。西门庆所执之扇，当与此种较为贵重的“金绞藤骨”川扇十分接近。四川贡扇曾于明代嘉、万间的朝野中风靡一时，尤其是华灿夺目的洒金川扇备受宫廷喜爱。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六中“四川贡扇”条目载：“聚骨扇自吴制之外，惟川扇称佳。其精雅则宜士人，其华灿则宜艳女；至于正龙、侧龙、百龙、百鹿、百鸟之属，尤宫掖所尚；溢出人间，尤贵重可宝。今四川布政司所贡，初额一万一千五百四十柄；至嘉靖三十年，加造备用二千一百，盖赏赐所需；四十三年，又加造小式细巧八百，则以供新幸诸贵嫔用者，至今循以为例。……凡午节例赐臣下扇，各部大臣及讲筵词臣，例拜蜀扇，若他官所得，仅竹扇之下者耳。”这一好尚很快影响到市井，商人、富民竞相追捧。皇帝御赐川扇，是对重臣地位的肯定。对于没有职衔的富商而言，川扇则是财富的象征。谢肇淛《五杂俎》之《物部四》有云：“蜀扇每岁进御，馈遗不下百余万。上及中宫所用，每柄率值黄金一两，下者数铢而已。”《金瓶梅》小说第五十四回中，常时节与白来创赌棋，赢了一把折扇，在妓女面前卖弄，西门庆见状，不无遗憾地说道：“我可惜不曾带得好川扇儿来，也卖富卖富。”可以“卖富”的扇子，自然价值不菲，西门庆的暴发户心态也跃然纸上。一把精致讲究的川扇，既是暴发富商的“脸面”，也是浮浪子弟的“名片”。一把川扇在手，可能暗示其人调风弄月的嗜好。折扇自传入之初便被视为男女私狎之物，不宜出现在郑重严肃的场合。《金瓶梅》中除了风流子弟和帮闲篾片之外，唯有妓女公开使用折扇。明人陆容《菽园杂记》卷五载：“南方女人皆用团扇，惟妓女用撒扇。近年良家女妇亦有用撒扇者，此亦可见风俗日趋于薄也。”陆容所记是明成、弘年间之事，《金瓶梅》中的社会风俗多为明嘉、万间写照，但在这一点上却也延续了此前的习俗，即良家妇女不用折扇。妓女借扇掩面，或为卖弄风情；而子弟持扇摇摆，则或为彰显浮浪秉性。前述张竹坡便以为这把“金扇”写出了《金瓶梅》西门庆所独有的浮浪情状——“三十分巧，三十分滑，三十分轻快，三十分讨便宜处”。华丽的折扇不仅暗示浮浪子弟与烟花女子的往来，并进一步充当二者的传情之物。前文所述第八回潘金莲迎着光看到的洒金川扇儿上的牙眼儿，便是西门庆与妓女之间富于情色意味的信号传递。除了扇面上的牙眼儿之外，扇骨的颜色也透露出西门庆的浪荡习性。白维国引用明人何良俊《四友斋丛说》中所载松江俗谚“十清诳”之第一清诳“圆头扇骨揩得光浪荡”，证明西门庆的洒金扇的“红骨”非指红木、檀木扇骨，更非髹以红漆，乃指竹骨经长期摩挲而形成的红亮色泽。如此一来，这把扇骨摩挲得发亮、扇面散布牙眼儿的红骨川扇，无疑成为“轻浮”“清诳”的同义词，是西门庆猎艳之旅的绝佳证明。由此可见，即便在第一至六回这样几乎完全依傍《水浒传》的情节中，《金瓶梅》已经透露出其不同于前者的兴趣和风格。西门庆初次亮相既已出现的物象群，尤其是其中富有代表性的“洒金川扇”，从物质细节层面赋予旧人物以新内涵，将“一个奸诈的人”重塑成一个暴发富商兼浮浪子弟。西门庆手执金扇、招摇市井的得意之状，与其揩摸扇骨、混迹烟粉的浮浪之态，可谓相互映衬、相得益彰。洒金川扇既象征财富，更暗示暧昧情事，这二者的微妙结合，无疑会让西门庆在财色兼得的自我幻想与陶醉中忘乎所以。财与色是西门庆竭其一生的追求，也构成了《金瓶梅》迥异于《水浒传》的反思性主题。沉迷财色不能自拔，奠定了这一人物品格的基调，并主导了小说情节的走向。作为第一部以家庭日常生活为题材的章回小说，《金瓶梅》组织情节、展开叙述的方式，显然有别于此前的章回小说。爱·缪尔的《小说结构》从情节与小说的关系角度，将小说大致分为情节小说、人物小说、戏剧性小说三种类型。依此分类，此前的小说如《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更接近“情节小说”，《金瓶梅》大致可归入“人物小说”一类。尽管西门庆这一人物未贯穿小说始终，但却在最大程度上参与了情节建构。如前文所述，小说第二回就以一组物象群重塑了西门庆形象，并且为此人物之品格奠定基调。西门庆以暴发富商兼浮浪子弟的形象出现，这一形象所蕴含的新特质——对财、色永无餍足的追求——也很快随着情节铺展“浮出地表”。他一路高歌猛进的财富积累、情欲扩张与官位升迁，构成了小说八十回之前的情节主干，而女性家庭成员以及其他女性人物的情节从整体上服务于西门庆追财逐色的叙述，是情节主干上的分支。西门庆无疑是小说内部的叙述“发动者”，其一旦暴亡（第七十九回），此后情节便如崖山崩塌般急转直下：家仆出逃，妻妾离散，人财两空。这一前后对比衬托出西门庆在统领情节方面的核心作用。同时，这样劝百讽一的结局安排，虽然是袭用既定故事母本及其道德框架时便已决定了的，仍传达出小说家对西门庆所代表的社会新兴阶层及其价值观、生活方式、未来命运的隐忧与反思。在为西门庆借来的六年光阴中，小说家巨细无遗地向我们勾勒出他声色犬马的生活图景。在这一图景中，占据前方视野的便是他谋求财富的画面。对钱财的贪恋自古有之，但晚明商业经济的发展，不仅塑造了新兴商人阶层的白银崇拜，而且还使商品经济赖以依存的交换逻辑与物化思维深入人心。尤其是在一些商业较为发达的运河沿线城市，这种情况更为明显。通过清河县原型——临清——的商业贸易实况，我们或可间接感受清河县的商业氛围。小说中有关西门庆商业贸易的叙述，亦足以证明清河作为货物流通中转站的地位。商品的大量涌现与流通，带来了财富的急剧增长，暴发商人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西门庆便是这其中的一员。无论是西门庆的商业、情场或官场生活，都倾注着小说家对新兴社会阶层及孕育这一阶层的商品经济运行逻辑——流通与交换的规则——的洞察。在这三种社会生活中，物质的流通、消费及其与潜在利益的交换，都扮演着结构性的角色，而这又是通过相关的物象描写得以实现的。有鉴于此，下文将从三个方面——白银崇拜、物质消费与交换逻辑——逐次论述物象描写如何参与建构、呈现晚明商人的物质世界。在人物小说中，人物个性往往决定小说情节的走向。福斯特的《小说面面观》中曾以笛福的《摩儿·弗兰德斯》为例，以为“这本书正是按照女主角的个性自然地向前发展”。西门庆对钱财的贪欲，正是小说情节发展的内在动力。相关物象描写参与人物话语与行动，被纳入小说情节，如账簿般将西门庆的财富一笔笔“登记在册”，生动地揭示出新兴商人阶层的白银崇拜。商业生活是西门庆一切社会生活的根基。尽管西门庆的生药铺和官吏债为他富甲一方提供了原始积累，但让他在短时间内暴发的不是商业上的获利或政治上的谋划，而是婚姻上的精打细算。妻妾带来的嫁妆，尤其是孟玉楼与李瓶儿的嫁妆，让他如虎添翼。小说第七回中，凭借对财富的敏锐嗅觉，西门庆果断撇开潘金莲，火速迎娶布商遗孀孟玉楼。在媒婆惯用的夸张修辞中，我们仍可十分保守地估算出孟玉楼手里的这一份好钱：“南京拔步床也有两张，四季衣服、妆花袍儿，插不下手去，也有四五只箱子。珠子箍儿、胡珠环子、金宝石头面、金镯银钏不消说。手里现银子他也有上千两。好三梭布也有三二百筒。”为了至少在规模上与孟玉楼这份相当可观的嫁妆相匹配，西门庆也拿出“二十余担”的“衣服头面，四季袍儿，羹果饼茶，布绢绸绵”作为聘礼。这一连串的物象群描写，都与特定的数量词结合，其文学意义不在于形象本身，而在于物象经验原型所象征的商品价值，亦即其通过白银货币换算出的抽象价值。较之迎娶孟玉楼，西门庆迎娶李瓶儿的过程可谓枝节横生，其所得也出乎意料。西门庆不仅贪慕女性的美色，还觊觎她们的财富。正如小说词话本第十六回标题所示“西门庆谋财娶妇”，他迎娶李瓶儿可谓一桩精心策划且顺心如意的买卖。李瓶儿还没过门时，就为花子虚的官司给了西门庆三千两人情使费。此外，她还不忘给西门庆一些甜头以投其所好：“床后边有四口描金箱柜，蟒衣玉带，帽顶绦环、提系条脱，值钱珍宝，玩好之物，亦发大官人替我收去。”在李瓶儿服丧期间，西门庆这边已经准备攒造新房，以为日后李瓶儿起居之所。为此，一心思嫁的李瓶儿亮出了第二张牌，她跟西门庆掏心掏肺说：“奴这床后茶叶箱内，还藏着四十斤沉香，二百斤白蜡，两罐子水银，八十斤胡楜椒，你明日都搬出来，替我买了银子，凑着你盖房子使。”在李瓶儿与西门庆的两次私密交谈中，一连串的物象蜂拥而至，连同准确的数量词，好比一张预先开好的支票，允诺着日后随时可兑现的白银。正如西门庆对月娘估价这些香蜡细货时称其“也直几百两银子”，这一组物象群在小说人物眼中很快就被“变现”成等价白银。及至李瓶儿历尽波折嫁入西门府，她的嫁妆“雇了五六付扛，整抬了四五日”。第二日（第二十回），李瓶儿开箱子打点细软首饰衣服与西门庆过目：“拿出一百颗西洋珠子与西门庆看。原是昔日梁中书家带来之物。又拿出一件金厢鸦青帽顶子，说是过世老公公的，起下来上等子秤，四钱八分重。……又拿出一顶金丝髻，重九两……”此处出现的物象描写，包含了十分精确的数量、重量、产地、材质与款式等信息：“一百颗”“四钱八分重”“九两”分别是数量与重量；“西洋”是产地；“金厢鸦青”“金丝”是材质兼款式。当物品成为商品进入流通市场，上述信息便成为衡量商品价值的重要参考标准。数量可以让价值实现累积式增长，而必要的产地和材质、款式等信息则有助于提升单位商品的价值。物象描写的此种风格，完全不同于彼时文人雅士在物质享受中对品味、意趣的强调，体现的是晚明商人阶层与市井社会的物质审美。物品的商品价值，依托于商业贸易中以白银为媒介的流通体系。小说第五十六回叙常时节向西门庆借钱，西门庆慷慨解囊，说道：“兀那东西，是好动不喜静的，曾肯埋没在一处？也是天生应人用的，一个人堆积，就有一个人缺少了。因此积下财宝，极有罪的。”这句话对我们理解整部小说都有至关重要的意义。“那东西”指银子，“好动不喜静”道出了白银作为流通货币的本质特征。尽管西门庆不无自我调侃地否定堆积银钱以积累财富的正当性，但实际上正是白银的货币化才使得富人积累财富成为可能。因为尽管白银本身没有固定用途或实际价值，可是一旦成为流通货币，白银便可无限制地换得其他任何东西——甚至包括身体和权力。白银从1570年左右开始作为流通货币出现于世界范围内，尤其是在中国。白银的购买力很强，因此也加剧了对白银的需求。就17世纪荷兰人向亚洲输出的白银而言，“从1610年到1660年这五十年间，荷属东印度公司各总部所核准的输出量，逼近五千万荷兰盾，这等于将近五百吨的白银”。大量的白银输入，给16世纪后期至17世纪前期的中国社会造成了强烈的冲击。从这个意义上看，这些物品本质上都是可用白银购得供人们消费的商品；同时，以商品为经验原型的物象脱离了与个人记忆、情感的具体关联，成为贸易流通网络中消费者手中短暂停留的符号。我们看到物象的具体形象正在逐渐瓦解，取而代之的则是物象的经验原型可兑换的货币价值，即抽象的数字和精确的计算。尽管西门庆对财富积累有着异乎寻常的兴趣，但小说围绕这一人物展开的不是守财奴故事，相反，我们看到的是对财富和资本持有更开放观念的新兴商人的兴衰史。如前所述，通过婚姻聚敛财富有着悠久的历史，西门庆的做法并不出奇。然而，与之前的财富观念不同的是，西门庆并没有停留于一味囤积财富，而是迅速将李瓶儿带来的资产——昔日花太监镇守广南时囤积下的货物——兑换成具有购买力的白银，用以换取更优越的物质享受和新一轮的商业投资。小说第二十回中，“西门庆自从娶李瓶儿过门，又兼得了两三场横财，家道营盛，外庄内宅焕然一新，米麦陈仓，骡马成群，奴仆成行”，“又打开门面二间，兑出二千两银子来，委付伙计贲地传开解当铺”。此后，到小说第三十回，西门庆又用四百五十两本钱在狮子街开了个绒线铺。据西门庆弥留之际的嘱托可知，其名下商铺多达六处，如与乔亲家合营的缎子铺（五万两本钱），绒线铺（六千五百两本钱），䌷绒铺（五千两），自营缎子铺（二万两本钱），生药铺（五千两）等。另外，再加上两处房产，西门庆的家产该有十万两之多。“初一看，似乎并不算多。但明朝一个七品官员，一年的官俸也不过是区区四五百两——也就是说西门庆留下的财富，已达到七品官员年俸的两百余倍。”在这一新兴商人阶层的价值观念中，这偌大的财富，只有被转化为物质消费和享受时，它的价值才得到最终实现。与更高级的物质消费和享受几乎同时发生的，便是炫富行为，这也是财富带来的新价值，即对财富拥有者的心理补偿式回馈。“白银供应源源不绝的期间，其在中国催生出奢靡之风。它使人得以积聚财富，拥有现金，进而助长虚荣型消费和社会上竞比豪奢的风气。有能力享受这新富裕的人热情拥抱这文化，花大把银两购买昂贵物品、古玩、豪宅，并乐在其中。”西门庆及其生活正是这一新经济环境下富商阶层及其生活样式的代表。不断升级的奢侈性消费欲望和竞比豪奢的心态，构成了小说情节推进的内在逻辑。对西门庆及其家庭成员吃穿用度的描写，不仅是小说家对日常细节的兴趣使然，这样的日常再现还有着更为深刻的意味：这种奢侈消费和享受曾是一种非日常的行为，但如今却成为商人家庭中的日常。围绕吃穿用度展开的更为细致、繁复的物象描写，构成了相关情节中的弥漫性景观。这一部分情节往往经由应伯爵这一陪衬性人物与西门庆的对话来展现。破落户应伯爵是西门庆身边的帮闲篾片，在吃穿用度上颇有心得并以此博取西门庆的好感，从中揩油得利。他曾盛谀过不少西门庆之物，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西门庆的犀角带、西门庆给李瓶儿置办的名贵棺材以及西门府中的各式精致饮食。所有这些物象描写，都出现在小说第三十回以后，即在西门庆积累了一定财富并谋得官职之后。小说第三十一回叙西门庆通过贿赂谋得提刑所理刑副千户一职，正得意洋洋地备办官服，恰好应伯爵到来，见了西门庆的犀角带便拿起来看：西门庆见他拿起带来看，一径卖弄说道：“你看我寻的这几条带如何？”伯爵极口称赞夸奖，说道：“亏哥那里寻的？都是一条赛一条的好带，难得这般宽大。别的倒也罢了，自这条犀角带并鹤顶红，就是满京城拿着银子也寻不出来。不是面奖，说是东京卫主老爷，玉带金带空有，也没这条犀角带。这是水犀角，不是旱犀角。旱犀不值钱。水犀角，号作通天犀。你不信，取一碗水，把犀角安放在水内，分水为两处。此为无价之宝。又夜间燃火照千里，火光通宵不灭。”因问：“哥，你使了多少银子寻的？”……西门庆道：“……定要一百两。”伯爵道：“且难得这等宽样好看。哥，你到明日系出去，甚是霍绰。就是你同僚间，见了也爱。”西门庆的武职，是个五品。据明人俞汝楫所作《礼部志稿》卷六十四中“服色禁制”条所载万历间职官品服之制可知，“五品六品，帽顶许用金玉帽珠，用珊瑚、琥珀系腰，用金银犀角带”。西门庆新官上任，依官品订制的这条犀角带，并无僭越之举。尽管符合规制，一百两一条的犀角带可谓价值不菲。应伯爵这番不无表演之嫌的盛赞，正中西门庆下怀。如前文所述，为了避免静态描摹与物质消费相关的物象，《金瓶梅》作者往往通过人物话语与行动将其引入小说情节，使其成为动态叙述的一部分。小说第三十回后此类物象描写多出现于西门庆和应伯爵之间的“夸耀-奉承”式对话中。西门庆的夸耀话语是为了获得心理补偿回馈，应伯爵的奉承话语则是为了获得物质补偿回馈。正如第五十四回中所言，“原来伯爵在各家吃转来，都学了这些好烹庖了，所以色色俱精，无物不妙”，凭借着对时兴消费享乐知识和技巧的精通，应伯爵得以寄生于西门庆门下。因此，《金瓶梅》中但凡涉及时兴消费的物象描写，几乎都有西门庆和应伯爵同时在场。例如，第六十七回西门庆向应伯爵夸耀一种从杭州捎来的蜜饯食品“衣梅”：伯爵才待拿起酒来吃，只见来安儿后边拿了几碟果食：一碟果馅饼……一碟黑黑的团儿，用橘叶裹着。伯爵拈将起来，闻着喷鼻香，吃之到口，犹如饴蜜，细甜美味，不知甚物。西门庆道：“你猜。”伯爵道：“莫非是糖肥皂？”西门庆笑道：“糖肥皂那有这等好吃！”伯爵道：“待要说是梅苏丸，里面又有胡儿。”西门庆道：“狗才过来，我说与你罢，你做梦也梦不着：是昨日小价杭州船上稍来，名唤做衣梅。都是各样药料，用蜜炼制过，滚在杨梅上，外用薄荷、橘叶包裹，才有这般美味。每日清辰呷一枚在口内，生津补肺，去恶味，煞痰火，解酒剋食，比梅苏丸甚妙。”伯爵道：“你不说，我怎的晓的。”这番一问一答，好比相声表演，让西门庆过足了卖富的瘾儿。应伯爵仿佛预先排练过似地一再提问，引逗西门庆一口气道出这种“细甜美味”的“黑黑的团儿”究竟为何物，产自何地，如何制作，有何药效。财富带给西门庆的不只是在物质享受中的乐趣，更是消费和享受更精致、更优质生活的优先权，以及获取相关消费时尚和信息的优先权。第七十二回月娘曾颇有怨气地指责西门庆道：“不信我说，你做事有些三慌子火燎腿样！有不的些事儿，诈不实的，告这个说一汤，那个说一汤，恰似逞强卖富的。”“逞强卖富”可谓概括了西门庆对暴发骤得之财富的态度，即通过竞比豪奢的消费和享受使得财富带来的新体验具体可感，同时通过旁观者的称羡赞美再度确认他对新体验所享有的优先权。从上文所论西门庆追求物质享乐与时尚消费的情节可以看出，“这部小说，对于晚明享乐之物的消费者来说，也好似雅致生活的指南，反映和体现了当时社会所流行和享用的社会生活类型”。借助于物象描写，小说家还原出财富积累转化为消费的具体语境以及财富拥有者在这一过程中的心态，构成了小说对商人生活样式的进一步呈现。白银作为流通货币及其背后的交换逻辑，深刻地影响到这一时期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一点不仅体现在西门庆的商业生活中，而且也渗透到他的情场与官场生活中。小说也正是通过物的流通及其与利益的交换这一整体场景，来呈现这一具有强大同化作用的逻辑如何撬动传统的情感框架和社会秩序。物品的具体形象逐渐为抽象的白银数量所替代，并前所未有地卷入变动不居的流通、交换关系之中。当商业逻辑渗透到欲望与情感领域，欲望满足便可与一定数量的物质利益顺畅交换。西门庆将女性的身体视同可交换、消费的商品，这也就无怪乎一定价值的物品往往充当其情场征战屡屡得胜的筹码。小说第二十二回，他在勾引宋惠莲时，便先留意于她“怪模怪样”的穿着：“西门庆因打帘内看见惠莲身上穿着红绸对衿袄，紫绢裙子，在席上斟酒，故意问玉箫：‘那个穿红祆的是谁？’玉箫回道：‘是新娶的来旺儿的媳妇子惠莲。’西门庆道：‘这媳妇子怎的红祆配着紫裙子，怪模怪样！到明日对你娘说，另与他一条别的颜色裙子配着穿。’玉箫道：‘这紫裙子，还是问我借的裙子。’说了，就罢了。”次日，西门庆叫玉箫送了“一匹翠蓝四季团花兼喜相逢段子”给惠莲，并捎了句悄悄话：“爹说来，你若依了这件事，随你要甚么，爹与你买。”这一交换逻辑不仅被西门庆这一新兴商人阶层所操纵，而且在男权社会中，女性不但不可能对身体被客体化、被物化的倾向予以抗拒，而且比男性更加依赖于以这样一套物化思维来经营自己与男性的关系，并且从中牟利。第二十三回中，宋惠莲自从与西门庆私通之后，吃穿用度自与往日不同：“自此以后，常在门首成两价拿银钱买剪截花翠汗巾之类，甚至瓜子儿四五升量进去，教与各房丫鬟并众人吃。头上治的珠子筛儿，金灯笼坠子黄烘烘的，衣服底下穿着红潞绸裤儿，线捺护膝，又大袖子袖着香茶，木穉香桶子三四个带在身边。见一日也花消二三钱银子，都是西门庆背地与他的，此事不必细说。”与西门庆有染的诸多女性中，尤其是经济地位处于弱势的女性，诸如潘金莲、宋惠莲、王六儿、如意儿、贲四娘子等人，无不对西门庆曲意逢迎，用自己的身体交换物质利益。西门庆和与他有染的女性之间的私密对话里，往往就像是在谈生意，有时还伴随着“讨价还价”。仍以宋惠莲与西门庆的对话为例，第二十五回中：“妇人道：‘爹你许我编鬏髻，怎的还不替我编？恁时候不戴，到几时戴？只教我成日戴这头发壳子儿。’西门庆道：‘不打紧，到明日将八两银子，往银匠家替你拔丝去。’西门庆又道：‘怕你大娘问，怎生回答？’老婆道：‘不打紧，我自有话打发他。只说问我姨娘家借来戴戴，怕怎的？’”可用白银估值的女性服饰，是小说叙述者抛给西门庆屡试不爽的敲门砖：凭借它们，西门庆在势力可及范围之内的猎艳征途中如履平川。在西门庆淫过的19个女性中，“如果说这十九位人物有什么共同的特性，那就是西门庆一勾即能到手。也就是说，西门庆与这些妇人打交道，没有遇到过哪怕一丝一毫的困难。换言之，在这些人物的‘色’的背后，反衬出来的恰恰是‘财’”。由此可见，西门庆的财、色交易，正是其商业生活逻辑的延续。银钱所到之处，可谓所向披靡，不仅市井女性纷纷拜倒在西门庆的金钱魔力下，甚至连等级森严的官场也对西门庆敞开大门。用王婆的话说，西门庆“放官吏债结识人”，因此不仅是“本县里一个财主”，更重要的是“知县相公也和他来往”。西门庆将他的商业敏感和交换逻辑运用到了官场，凭借着平日通过放债积累的官场上的人脉，又不惜银钱贿赂蔡京，果然如愿换得一官半职。若非他纵欲暴亡，或许我们还能看到他平步青云。当然这一切并非一次贿赂便可一劳永逸，反之需要长期的经营，其中包括逢年过节打点送礼。对这一点，西门庆从不含糊。第三十四回中，小说家借应伯爵之手翻阅过西门庆的礼物账簿：“书箧内都是往来书柬拜帖，并送中秋礼物账簿。应伯爵取过一本，揭开观看，上面写着：蔡老爷，蔡大爷，朱太尉，童太尉，中书蔡四老爹，都尉蔡五老爹，并本县知县、知府四宅。第二本，是周守备，夏提刑，荆都监，张团练，并刘、薛二内相。都是金段尺头，猪酒金饼，鲥鱼海鲜，鸡鹅大礼，各有轻重不同。”据这份账簿可知，西门庆俨然把官场当成了商界，用经商“投资-回报”的生意经规划刚刚起步的官场生涯。尤其是排场盛大的承应招待，只要机遇合适，则不啻一次低风险、高回报的投资。小说第四十九回，叙西门庆迎请宋巡按，一顿酒席就花费千两银子，不仅两位轿上的跟从人“每位五十瓶酒，五百点心，一百斤熟肉”，而且连宋巡按和蔡御史的“两张桌席，连金银器，已都装在食盒内，共有二十抬”，临行前都送到船上。这二十抬内是两份一样的礼物：“一张大桌席，两坛酒，两牵羊，两对金丝华，两匹段红，一副金台盘，两把银执壶，十个银酒杯，两个银折盂，一双牙箸。”当日宋巡按先走，蔡御史留下来，席间西门庆趁便央蔡御史赴任两淮巡盐后，提早十天放他的三万盐引。这一顿饭所费不赀，回报也立竿见影：一方面，西门庆通过蔡御史的关系拿到先批的盐引并获利。尽管小说家没有详细交代到底获利多少，但借应伯爵之口透露“此去回来，必有大利息”，可见西门庆把官场交际视为一种人际关系的投资，而这种投资最终将回馈到他的商业经营中。另一方面，此后宋巡按差人回礼时，西门庆正在同僚家吃酒，同僚知此，对他更比往日敬重，这也为他未来的官场升迁积累资本。由此，西门庆将利益交换的逻辑从商业领域进一步运用到官场，通过近乎无所不能的金钱串通官场与商业的利益交换。小说中物的施受与流通，暗示了人物潜在的欲望与利益交换关系。物与欲——财、色、权之欲——互为表里，构成了《金瓶梅》物象群描写的内在意涵，并服务于更大的具有反省意味的主题，即商业文化中人的日常生存状态、思维方式、情感结构与人际关系。将财富积累转化为物质享受，固然能带来心理补偿式回馈，但如若只是竞比豪奢，则终将难逃“暴发户”之讥；唯有效仿并领悟社会主流阶层在文化、审美上的微妙品位，方能为社会主流阶层所认可。为了提升整体社会地位，作为新兴阶层的商人们在获得令人艳羡的财富和经济地位之后，还要进行文化、审美领域的模仿、学习与实践。在文化与审美领域，上流文人阶层一直把握着不可挑战的话语权，因此商人阶层进行审美品位的“升级”，几乎等同于向上流文人阶层看齐。除了效法文人收藏书画古玩之外，依照文人阶层的审美品位营建、改造居住环境，可以说是晚明商人阶层审美实践的另一普遍做法。西门庆迎娶李瓶儿之际，在原有宅邸基础上，兼并花家院落，加盖卷棚、花园；对花园、书房的经营，尤能见出以西门庆为代表的商人阶层对文人趣味亦步亦趋的追摹。“家庭内景，可以看作是人物的转喻性的或隐喻性的表现。一个男人的住所是他本人的延伸，描写了这个住所也就是描写了他。”卧室、书房等私人空间作为人物性格之延伸的信念，普遍存在于世界文学中。在传统仕宦家庭的住宅空间内部，尤其是在稍具规模的住宅中，男性成员往往将书房营造成自己的私人空间。因此，书房的布置、经营，无不以彰显男性家庭成员的身份、个性乃至文化品位为宗旨。《金瓶梅》一书中，小说家未曾写过西门庆众妻妾的卧室，却多次叙及西门庆的书房。西门庆虽为目不识丁的商人，但家中却有两三间书房。晚明范濂《云间据目抄》卷二记载世风变化，其中一则道：“尤可怪者，如皂快偶得居止，即整一小憩，以木板装铺，庭蓄盆鱼杂卉，内则细桌拂尘，号称书房。竟不知皂快所读何书也。”西门庆的书房，亦即此类附庸风雅者。小说第三十一回第一次提及西门庆的书房，那是大厅西厢房的一间，“内安床几桌椅、屏帏、笔砚、琴书之类”，其内部陈设被一笔带过。第三十四回出现的书房则不然，小说家借着应伯爵的视角带领读者到书房内领略了一番：进入仪门，转过大厅，由鹿顶钻山进去，就是花园角门。抹过木香棚，两边松墙。松墙里面三间小卷棚，名唤翡翠轩，乃西门庆夏月纳凉之所。前后帘栊掩映，四面花竹阴森，周围摆设珍禽异兽，瑶草琪花，各极其盛。里面一明两暗书房，有画童儿小厮在那里扫地……伯爵见上下放着六把云南玛瑙漆、减金钉藤丝甸、矮矮东坡椅儿，两边挂四轴天青衢花绫裱白绫边名人的山水，一边一张螳螂蜻蜒脚，一封书大理石心壁画的帮桌儿，桌儿上安放古铜炉流金仙鹤，正面悬着“翡翠轩”三字。左右粉笺吊屏上写着一联：“风静槐阴清院宇，日长香篆散帘栊。”与上一处西厢房内的书房相比，翡翠轩书房可谓被小说家浓墨重彩地描写了一番。这一处书房在花园中木香棚后，松墙掩映深处，有曲径通幽之趣。书房中的陈设却也古香古色，乍看十分雅致。书房内外的安排、陈设，一定是以当时文人雅士的审美品位为蓝本来布置的。然而，但凡对文人雅士审美品位有所了解的读者，当不难发现这一套陈设与文人雅趣貌合神离。在作为雅趣品鉴指南的《长物志》中，文震亨曾对当时社会审美实践中的流俗现状给予嘲讽和矫正。例如，卷六指出，书房中的椅子，如“折叠单靠、吴江竹椅、专诸禅椅诸俗式，断不可用”。其中，“折叠单靠”正是西门庆书房中所用的交椅。此外，文震亨以为“交床……两脚有嵌银、银铰钉圆木者，携以山游，或舟中用之，最便。金漆折叠者，俗不堪用”。由此可见，西门庆书房中这把云南玛瑙漆减金交椅，只怕入不了文人雅士的法眼。屠隆《考槃余事》对书画悬挂也有一番意见：“高斋精舍，宜挂单条，若对轴即少雅致，况四五轴乎。”西门庆书房中却是一边两个画轴，两边相对，正是殊少雅致。由此可见，西门庆书房中的布置恰恰是当时上层文人所批评的审美流俗。因此，作为士绅“最为珍视的一切文化实践发生的场所，一个高度仪式化的场域”，书房可视为是对文人精神、品味的物质化呈现，“若把当日文人的意见作为书房之雅的标准，则西门庆的书房便处处应了其标准中的俗”。固然陈设、布局上的微妙差异，足以凸显西门庆之流在审美实践上与真正的文人雅士之间的天壤之别，然而，彻底暴露西门庆伪装姿态的，却是他内书房的一份账簿。这份账簿使得幽兰之室也难掩铜臭：伯爵走到里边书房内，里面地平上安着一张大理石黑漆缕金凉床，挂着青纱帐幔，两边彩漆描金书厨，盛的都是送礼的书帕、尺头，几席文具，书籍堆满。绿纱窗下安放一只黑漆琴桌，独独放着一张螺甸交椅。书箧内都是往来书柬拜帖，并送中秋礼物账簿。前文提及翡翠轩内有一明两暗书房，这便是暗书房，也隐藏着不可见人的暗处交易。俗丽的书橱内装的是充当门面的书籍和文具，外来的访客一望可知，但那是文饰后的假相；唯有书箧内隐藏着真相，装的都是西门庆用以维系人际关系、巩固商业根基的重要媒介：书柬拜帖和礼物账簿。此时未及中秋，西门庆却早已预先备办好礼物账簿了。人物居住空间属于小说“环境”或“背景”的一部分，后者实质上是“一种‘道具’系统”，“是文学描写的要素”，由一系列物象描写构成。出现在这一“道具系统”中的“道具”——物象——经常是象征性的，并进一步构成隐喻与象征体系。上述书房描写中，单一物象往往不具备象征性，而只有当这些作为陈设的物象聚拢成群、并置呈现之时，其整体意义才得以彰显。在此过程中，西门庆审美实践所参照的文人阶层的审美蓝本得以浮现，而二者之间“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鸿沟愈加难以逾越。最后出现的“账簿”描写，将前面这块附庸风雅的遮羞布一并撕去，从文人主流审美观的立场宣告了西门庆亦步亦趋审美实践的失败。然而，从小说话语层面看，西门庆审美实践的失败，正是小说家语言审美实践的成功，诚如扬之水所言，此处“笔致细微，用了晚明文人的标准来从反面做文章，且无一不从实生活中来，也是它成功的一处”。《金瓶梅》在物象描写上遵循高度写实原则，并对语言精确性有着极高的要求，这正是小说家所奉行的语言审美。上述对西门庆书房内陈设物象描写之精确，足以让物质文化研究者据此找到相应的经验原型。扬之水对书房中出现的物象，逐一进行了考证。先看“云南玛瑙漆、减金钉藤丝甸、矮矮东坡椅儿”：“东坡椅”是由胡床演变而来的交椅；“藤丝甸”即“藤丝垫”，指椅心儿的软屉；“钉”则指交椅转关处的轴钉；“减金”是一种“以金丝嵌入光素之中”的工艺；“云南玛瑙漆”则是椅背上的装饰，称为“百宝嵌”，其法以金银、宝石、玛瑙等为之，雕成山水、人物、花卉等，镶嵌于漆器之上。再看“一张螳螂蜻蜒脚，一封书大理石心壁画的帮桌儿，桌儿上安放古铜炉流金仙鹤”：“螳螂蜻蜓脚”，当即细而长的三弯腿，腿肚膨起如螳螂肚，多用于供桌、供案；“一封书大理石心壁画的帮桌儿”，“一封书”的帮桌儿，乃长方形的短桌；“大理石心壁”，即桌心嵌大理石； “古铜炉”是香炉；“流金仙鹤”即鎏金仙鹤，“古铜炉流金仙鹤”是一种由仙鹤和神龟构成器座的烛台。之所以不惜辞费征引相关的考证结果，乃是为了说明《金瓶梅》物象描写十分显著的写实与精确的特点。这个特点的具体内涵落实到对器物的描写上，则体现为对材质、工艺、产地、时尚的重视，而这确立了小说家描写物象、小说人物及其所属阶层谈论物品的经典方式。上文所引书房相关物象描写，从小说话语层面看，属于作者的叙述话语，而非人物的直接话语。然而，小说人物尤其是主人公的话语，有其特定的势力范围，称为“人物场域”。“小说主人公总有自己的领区，有自己的作用于周围作者语境的势力范围；这一范围超出了（常常超出极多）主人公直接话语的界限。重要主人公声音所及的势力范围，无论如何应该大于他直接说出的原话。”因此，从小说话语杂语性特征看，书房物象描写出现在西门庆的场域之中，是混杂了主人公及其阶层意识形态，并进一步作用于作者语境的人物话语。在西门庆这一人物场域内，作者描写物象的方式，同时也代表了商人阶层谈论物品的方式。除了以作者叙述话语描摹物象之外，《金瓶梅》中物象描写参与小说话语风格生成的另一普遍范式是进入人物的直接话语。“不同阶层不仅对物有不同的态度，而且谈论物品的方式也大相径庭”，“不仅表述词汇相异，而且有着完全不同的侧重点。”《金瓶梅》人物谈论物品所用的词汇，以及小说家描写物象所用的语言，迥异于《长物志》中士绅精英作者谈论物品的方式，却更接近“那些面向低端市场的著述”。其中，关于物品的颜色、材质、工艺、产地、时尚、数量、价值等制约价格波动的实用信息及语汇，是标榜“君子不器”的士绅作者所避忌的，却为面向低端市场的居家手册和《金瓶梅》所共享并津津乐道。物象描写的语言风格，是人物语言与作者语言的辩证统一。“作者似乎没有自己的语言，但他有自己的风格，有自己独具的统一的规律来驾驭各类语言，并在各类语言中体现出自己真实的思想意向和情态意向。”人物语言形象是经由作者语言描绘出来的，因此人物语言是被描绘者，作者语言是描绘者。对于出现在特定人物直接话语或人物场域中的物象，小说家往往以那个人物及其阶层所特有的语言习惯和思维方式进行描写。因此，特定的物象描写，既属于小说人物话语，也属于作者话语，是一个融合了“被描绘者的语言意识”和“另一语言体系的描绘者的语言意识”的语言风格。综上所述，《金瓶梅》中俯拾皆是的物象描写绝非等闲之笔，而与人物特质、情节走向、空间审美等要素的设计相伴相生并相互界定。《金瓶梅》作者在物象描写上异乎寻常的兴趣背后，隐含了其对小说主题的深刻理解。物象描写不仅与小说三大要素互动关联，而且服务于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反思性主题，即对商业文化中人的处境以及人-物关系和人际关系的观察，以及对引起这变化和危机的结构性原因的探寻。如上所述，我们看到的像开账单似的物象群的罗列，部分出现在叙述话语的静态描写中，但多数参与人物话语，促成人物行动，进而构成情节。古代诗歌创作理论往往强调凸显某个具有代表性的意象，捕捉意象的形神，进而提炼其作为文化符号的象征意义。《金瓶梅》中的物象却是在与其他物象的并置关系中被呈现，一连串物象的罗列和铺陈——物象群——成为更常见的描写形态。物象描写与计算、换算的交换逻辑互为表里，物象的数量及其所对应的白银价值而非文化内涵，激发了新的描写兴趣。当众多物象描写汇聚成小说人物须臾不离的物质环境与社会图景时，小说家向我们揭示了这种作为“物质的或社会的原因”的综合体的“决定力量”——商品经济流通、交换的新逻辑，如何以一种摧枯拉朽、所向披靡之势削弱并破坏传统的阶层区隔、道德秩序和情感框架。金钱与物质利益及其他事物之间畅通无阻的流通和交换，构成小说人物所处社会环境的决定性力量。社会各个阶层，从高级官员到底层奴仆，无不被这股力量所裹挟、变形、扭曲、重塑，更遑论小说中的“饮食男女”。固然，在这一社会危机不断累积、社会秩序行将崩溃的进程中，个人道德的堕落自然也要为此负责。然而，《金瓶梅》的高明处在于，通过物象描写，小说家向我们呈现了超越个人道德弱点的更为广大的社会力量；借助物象描写，我们看到小说家对凌驾于个人之上的社会力量进行结构式呈现的抱负和努力。
